《试述乡村医生医生要求社保或大幅度提高养老补贴的情由》
木易放才
平心而论，近年，村卫生室已获得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地位和待遇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可是他们仍不满意，尤其是那些年近古稀，或早逾古稀的老龄村医，春天对于他们来说，太迟了。村卫生室建设得最好，已与他们无缘了；公卫服务报酬再提高，他们也赚不到了。大有夕阳无限好，却已近黄昏的感慨了。
他们已经没了未来，只关心当下，歇业后如果生存。那时他们很少想这个问题，没想到生存法则如此难酷。现在，他们每天都感觉到这个问题是如此尖锐和突出了，年轻村医可以等，等国家政策变化，但他们连等都等不起了。
于是信访部门常有他们佝偻的的身影，深深的叹息，偶尔他们还会在网上笨掘的发一通牢骚。
这群老农民又是那样不善言辞，缺少思考，除了每次都向别人重复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外，说不上更多。就象鲁迅先生《祝福》里的人听祥林嫂的故事一样，讲故事的满脸戚色，听故事的早不以为意。如果有人当着他们问：你们赚了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为什么要来找国家要社保、要补贴？估计他们会很窑迫，即使不是无言以对，也说不出一个子丑寅卯来。
因为他们太简单了，但又太复杂了，我们需要把他们的历史翻到第一页。
大家都知道，当年的赤脚医生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理所当然他们要成为这个时代的陪葬品。况且市场经济也容不下他们了，散伙成了很自然的事。
但偏偏有人多事，他们又从地头被叫到了卫生院。因为他们的离去，给农村卫生留下了一大片空白。当年由他们主导治理的农村卫生环境又恢复了乱、脏的状况，被他们消灭和控制的传染病又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主管部门要求他们继续承担一大堆公卫工作。没有合同，没有报酬，没有聘任书，没有名份。甚至连一个正式点的会议都没有，有的只有对公权的敬畏和信赖，大家都认为做了“公事”，政府是不会让他们吃亏的。
已经散伙的赤医们就这样草率的复出了。直到1984年底，省卫生厅才颁发了一份乡村医生证书。除了给一个新的称谓，更多的是义务，证书上的守则有九条之多，都是村医要尽的义务。卫生主管部门完全按照计划经济年代的方式，无偿征用管理的模式来使用管理村卫生室，于是就有了三十三年公卫无偿服务、医疗半无偿服务的历史。
村卫生室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它的公益性和非盈利性。因为这种一厢情愿的构想完全忽略了乡村医生的权益，所以又注定了乡村医生一生命运坷坎，老了找不到到归宿。
国家并没有为乡村医生制定收费标准，一直到九十年代未，村卫生室仍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收费标准。村医们都很忙，但医疗收入又少得可怜。而且极微薄的医疗收入还使人不自在了。主管部门很快发现村卫生室挤占了乡镇医院的生存空间，为了“保”医院，很快就有了保留、限制的潜规则。限制他们的购药资金，用药品种，限制他们的地域，不准他们开设中医中药，不准设药房，甚至不准有药柜、药架，只能装备保健箱。除了限制就是乱收费，乱罚款，每年至少向卫生室索要2000元以上。这种“肥公”的作法显然严重的制约了村卫生室的发展，损害了乡村医生的利益，把卫生室挤进了“夹缝”。村卫生室顽强的生命力主要是因为植根在农民中间，是乡村医生和农民的感情，是他们对清贫的坚守，是他们廉价、方便、快捷的服务模式。这些都成就了个体经营的卫生室最大限度的体现了其公益性和非盈利性。而这种公益性和非盈利性的背后，是乡村医生的辛酸、泪水与无奈，是被剥夺和牺牲的真金白银。
众所周知，所有公立医疗机构的营运成本，都是国家投入的，所有医务人员都由国家保障。唯有最大限度体现了其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卫生室，却没有任何保障和投入。没有人给他们建卫生室，没有人为他们占用的房屋、场地、设施给付租金，没有人为他们报销交通费，电话费。即使在出门进行医疗防预时遭遇伤、亡，也没有人负责医疗和抚恤。
究竟是谁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无偿征用了乡村医生？无偿征用了他们的医学价值？无偿征用了他们的房屋场所？无偿征用了他们的药械、药具、医疗设备和所有营运成本，来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就因为他们是农民工？不！农民工也决不是这样的命运。这使得我们不由得想起国家出钱购买公共卫生服务，主管部门要求乡村医生签定的一份协议书，协议书注明：乡村医生从事公共卫生时，发生车祸等其它意外伤亡事故和人身损害，发包方概不负责。
这其实就是一份生死状。
购买公共卫生的服务含金量已大大超过面额的价值了，不但可以购买乡村医生的劳动服务，同时还可以购买他们的身家性命，还能购买人性、人权！
乡村医生似乎就是为了公益而来，为了无偿而来，又当为无偿和公益而生，为无偿和公益而死。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四十年后，在国家劳动法颁布了二十年后，谁有权力把二十一世纪的农民当计划经济的年代的农民看待和使用？！
当我们平等而认真的探讨乡村医生要求社保、要求大幅度提高补贴时，无言以对，窑迫而理屈词穷的到底是乡村医生还是决策者？
如果谁还可以不为所动，那么接下来的一组数据足让谁都无法再淡定了。
现在我们再来感性认识一下，乡村医生几十年付出：
每年乡村医生应得公卫服务费报酬2000元。
一个卫生室服务1000人口，农民从他们廉价服务模式获取的优惠至少5元，那么1000人口就是5000元（非营利性）。
卫生主管部门每年向村卫生室索要的管理费、校证费、培训费、卫生费、药检费及罚款决不下2000元。
种种限制使卫生室流失收入至少2000元。
国家至少应拨付村卫生室场地租金2000元。
应拨付给乡村医生电话费、交通费、电费、以及为病人取暖降温设备费2000元。
那么每年国家应为村卫生室补偿13000元，加上主管部门索要的2000元，累计15000元。三十多年，全国又有多少乡村医生在医疗卫生中发生伤、亡，应获得的抚恤赔偿是无法用数字统计体现的，仅知道有不少人付出了生命、鲜血。
按从1980年（乡村医生散伙进入市场经济）至2013年（国家购买公共卫生服务）33年计共487000元。谁能为这触目惊心的数字挤出水份？这些数字应该可以通过审计部门审计的，是一组无法挤出水份的数字。
他们要求社保的理由充不充分？他们被剥夺被牺牲的钱够不够买社保？如果国家不给他们社保，生活困难怎么补？按当前湖南每年1800元的补助需要270年才能返回清楚，如果加上通货膨胀因素，考虑利息，至少得500年。
到底给他们买个社保，还是给他们补助当然不是村医说了算。他们只能提醒一下，尽管我们一直在小心翼翼规避《劳动法》，不承认和乡村医生的劳动关系。
法可以不依，理不可不讲，账不可不清。
乡村医生问题是全国的问题，我们诚望国家层面制定统一标准和政策，该是杜绝空话和大话的时候了。乡村医生付出的是辛酸、汗水、甚至是生命与血、是真金白银。要求是合理的，希望国家也能拿出真金白银，拿出诚意，合理解决他们的要求。
作者：放才，卫生室离岗乡村医生，1973年执业，至2014年歇业，从医41年，现年69岁。
木易，卫生室执业医师，1976年到2020年至今没有歇业，现年65岁。